纳吉的新经济模式和李光耀的政绩

在他的回忆录《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一书中，新加坡内阁资政,前总理李光耀写道：“正当世界经历非常大的政治和经济变化的时候，我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从1959年（我就任总理时）的400美元，增加到1991年（我卸任时）超过1万2200美元。1999年则是2万2000美元。”

　　以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来衡量，新加坡在200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是3万7597美元（世界银行数据）。相比之下，马来西亚根据同样来源的人均GDP在同年是7221美元。

　　马来西亚有许多自以为可以媲美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或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的经济学家、像马哈迪和巴达威等以为自己比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政治人物、和被巫统-国阵形容为特别能干的财政部长。然而，马来西亚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增长，还是像乌龟爬行的速度一样慢。

　　马来西亚的经济表现，不仅同全球平均9054美元的人均GDP相形失色，而且几乎只是新加坡在20年前，即1990所取得的水平的不到一半。

　　马哈迪在出任首相和作为马来西亚的经济奇才10年后，于1990年大谈“这个和那个经济模式”。

　　的确，马哈迪时代目睹了巫统-国阵领导的政府在建造具代表性基建的狂热。如果可以的话，马来西亚要拥有“最高”、“最大”，“最长”和其他“最……”的基础建设。

　　在这段期间，新加坡也在积极进行标志性的基建项目。但马来西亚大事兴建基础设施的作法和理念同邻国有相似的地方吗？ 贫穷依然存在：新加坡建设基础设施的目的是促进经济发展。她的领导人没有要建立“最高”、“最大”、“最长”和其他“最...”的基建来让世界注目的野心。新加坡一向强调的是争取全球最好的表现、经济增长、GDP、生活水平和人均国民收入。

　　新加坡可能有兴建一些用来炫耀的建筑物，比如亨德申波浪桥（可能是世上最高的行人天桥）和新加坡人称为“榴连”的滨海艺术中心，但这是因为政府已经让人民的收入有了稳固的基础。

　　逻辑很简单：如果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生活依然贫困，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第三长的桥和其他所有的“最...”的基建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也就是说，巫统—国阵政府在经济上轻重不分。这正是我们同新加坡不同的地方。
　　回顾新加坡所取得的成功，李光耀说：“从物质方面来看，我们已远离第三世界所面对的贫困问题。然而我们还需要多一代人的时间，艺术、文化与社会行为水平才能同我们所发展的世界级基础设施相称。”

　　同人民行动党领导人比较，巫统-国阵领导人明显的是背道而驰。巫统-国阵领导人强调形式，新加坡领导人注重的却是实质。新加坡领导人先建立坚固的基础和外墙，巫统—国阵领导人却迫不及待先兴建顶盖（体育场和学校的屋顶倒塌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为新首相，更重要的是作为新财政部长，纳吉可能突然领悟，即使他的政府兴建了高达火星的摩天楼，只要人民的收入增长非常缓慢，政府也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尤其是在当前的政治情况下）。

　　政治奇迹：作为第13届全国大选的策略，纳吉推出了将同“第10个大马计划”合并及即将实行的新经济模式。然而，计划却突然难产，原因据说是因为需要进一步修订。

　　据纳吉说：“新经济模式可以让我们不是渐进而是大幅度地取得更高水平的生产力。一旦达到目标，我们就可以支付工人较高的薪金。”

　　我不知道新经济模式是否同愿景2020、现代回教和其他同时期提出的概念类似，但根据以往的经验，看来应该是如此。新经济模式的目标之一，是废除马来人的津贴和扶持他们的政策。这让一个自称马来咨询委员会的新组织找到了抗议的理由。委员会认为马来人必须得到协助（似乎其他种族都是富裕的）。

　　纳吉若延迟推行新经济模式，就意味着他仍然受到巫统马来人政治的困扰。那么，新经济政策只是让人们看清楚巫统-国阵急着要恢复马来人和其他种族信心的政治花招。

　　纳吉的用心可能是好的，但他有没有足够的智慧、能力和领袖魅力，来创造政治奇迹和在一夜之间提升人们的收入？新加坡可是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才达到这个目标的。（从纳吉当国防部长时的表现我们就可以略知一二了）。

　　纳吉有没有李光耀至少一半的能力来改善人们的收入？

　　基辛格在回忆录的读后感中写道：“每一项伟大的成就在实现以前都是个梦想，他（李光耀）的梦想是建立一个国家，不只求生存，更要出类拔萃，成就过人。他要以超凡的智慧、纪律和创意，替代天然资源。”

　　巫统—国阵领导人可能有梦想，但他们在多方面的不足却让他们的大计划沦为空谈，无法付诸行动。

原载马来西亚回教党党报《哈拉卡》（Harakah）。